保护药品管理秩序这一公法益，是为了保护公众的健康。
总之，小数据的普遍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大数据的缺乏与价值有限，使得研究者往往只能挖掘小数据。江必新在第四次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工作会议上谈到的，大数据源于万事万物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反过来影响和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所以，大数据时常难以很好印证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中观、微观理论。另一方面，这也与官方数目字管理能力有限有关，此外，官方统计口径的变动、不统一使得部分数据之间容易出现冲突，很难满足学术研究对数据客观性、全面性、严谨性、多样性、具体性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借助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我们可能获得全新的信息、知识，极大拓展法学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的范围与领域，甚至可能改写我们对法律实践的认识，乃至挑战权威的法律理论，从而形成新的理论突破。03 缘何兴起：创新的冲动 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兴起，既有学者基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反思之后的理论自觉，也有推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参与冲动之考虑。但在学界，更为关注冤案，却拿不到冤案的有关官方统计数据。
第六，构建全国性的法律实证研究平台。当然，其他学者对新世纪晚近开始兴起的基于数据的法律实证研究似乎也未充分关注，即或偶有涉及，也视为社科法学的一个侧面。法治秩序的形成是社会变迁的过程，是新的秩序形态形成的过程。
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微观社会与宏观社会之间更为重要的关系是：宏观的社会结构会影响到微观社会的构成及其秩序机制的发生可能。社会中的非正式帮助行为对于克服社会结构变动引发的生活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律和制度的不足。或者，从相反的角度看，每一类非正式制度、规范性秩序的背后都有这三种资源中的某一种或者混合地发生作用。典型的情况如我国的殡葬法制，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达到节约土地的制度目标，反而产生了公墓危机以及二次土葬缴费土葬等大量越轨行为。
（二）基层社会秩序问题的化解 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这一核心引发了全面性的体制和制度变革，导致了全面的社会结构变迁。一是通过制定试行暂行法律法规进行试验。
对法治本土资源的考察和辨识要从形成这些微观秩序的因素去进行。但同样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行从来就离不开非正式制度。在司法、执法过程中，如何更为恰当地解释和运用法律直接影响到法律的效能和后果。但是，这种控制没有得到正式法的明确承认，甚至与土地财产法的主旨和规定相悖离。
这些国家的变法缺乏社会基础条件或不能建构起相应的社会基础。政治本身能够对社会形成约束，产生规范并构成规范的合法性基础。提升法律的适应性，还有一点很重要，即立法要有治理思维。前述理论上的争议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训之间有无关联呢？其实，镜子理论着重强调了法律是和一定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要获得成功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而忽略的是这些社会条件有可能通过对本土资源的发掘、转化和建构获得。
在这一问题上，费孝通对法治与礼治秩序的整体性诊断可以说是先驱。理论争议可以概括为有关法律与社会关系的两种理论——法律是镜子还是剪刀。
而是将那些有利于法治秩序形成的因素有效地纳入到治理结构中。与此同时，随着旨在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民法等法律系统的建立，市场本身也成为了产生微观秩序的源泉。
并且，只有当法律具有基本的适应性，法治的推进才有可能走上内生性的道路。在改革开放的40年实践中，中国的立法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经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互联网商业所发展出来的非正式约束机制。如前所述，分级制政策试验等政策决策和制度发生机制，使我们的改革和制度建构具有了较强的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这并非说苏力的担忧和观点错了，其写作的时代是中国改革的艰难时期。法律规制是通过法律实施来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塑造社会。
要发现本土资源，关键是抓住不同社会和时代的社会构成和微观秩序形成机制。法律的产生需要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然而，要实现法治的本土化、自主性道路，还需要在微观层面形成有效的支持实施法治的机制。例如，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对于生与死、现世与彼岸的不同认识，塑造出不同的丧葬秩序，并与国家的殡葬法制发生各种关系。
这也是使法治的实施方式能够依据社会实情进行自我调整，使其具有包容性和整合性功能的途径。换句话讲，法律如果真要能让人们常回家，除非它有办法改变既存的就业形势以及职业领域所制造的不敢回家不能回家的非正式约束。
这些机制和规范使进入到这个领域的商家、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有效地规制着。五是国家建立起的立体化治理体系。上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体制废除而新的管理体制尚未形成，从而引发治理真空，村委会的产生就是源于农民对这一真空状态的应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的破产法问题就显示出法律超越一定的社会基础所面临的困境。
这些可以看作针对基层社会治理，国家试图运用本土资源来加强法治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司法和行政体系被全面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和建立为社会成员间的争端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渠道，以安全稳定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提供了基本的安全。
在司法和执法领域需要发展出中观、微观的实施机制，使法律的实施在本地生活中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本地情境从而发挥效能。但是，法律作为一种基于计划（人为理性）产生的制度，相较基于社会演化产生的非正式制度，其外在性始终存在。
剪刀理论的核心主张是法律可以充当制造社会变革、改变社会的工具，法律可以形塑社会。在当代中国，法律担负着变革社会的重任，但是过度的外在性会导致法律失败或严重的法律变形，也可能撕裂社会。
换言之，在干部和群众普遍没有和谐团结意识的地方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移植、复制枫桥模式。当前法治建设需要进行回应的重大问题首先是社会的基础性结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着眼于探究社会获得秩序的源泉以及生产秩序的机制是什么。一方面是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公正感的回应。
2. 本土资源的政治整合、文化引导和法律规制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所有能够产生非正式约束、生产出微观秩序的力量和因素，也就是本土资源，都可能成为国家计划和法治实施的阻碍。因此，认识和把握法治实施的资源，离不开对社会是如何构成的考察。
但是基层社会本身具有生产秩序的需求、创造力和机制。人民公社制度废止之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急剧减弱，传统文化有了复苏的政治空间。
然而，被需要与适合之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基层社会中会发现政治、文化、组织可能相对独立存在，并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秩序的形成。